历史上，在前郭尔罗斯的境内，曾先后修建了几座藏传佛教的寺庙。这些寺庙的修建时间，庙址的地理位置，寺庙的规模大小都不尽相同。但是，它们却分别以各自的“优势”和各自的所谓的“灵验、神明”，都曾一度享受草原的人间香火，可谓“煊赫辉煌”。它们为前郭尔罗斯的文化，特别是藏传佛教文化的繁荣，曾一度点燃过它们的“灿烂和光明”。藏传佛教是一种文化，在做为推进地区整体社会向前，发展地域文明的诸“社会因素”中，它是一个“介质”，它和其他“社会因素”相“配套”，推进郭尔罗斯地区整体社会前进，地域文明进步的“作用”，应该给予“辩证地、科学地”分析评判，对它们的有些事情还是应该记起的。
这些庙宇在其“出世”之前后，大都领“敕命”、受“皇封”，都有皇家“赏赐”的“官家庙名”，因此各个寺庙可以说都是“出身权贵”、“名高位显”。可是，在信徒、施主和百姓的交往中，往往那些高贵的“官家庙名”却被人们所忽视模糊，不去称呼，而代之称呼的却是一些相对的俗家庙名字。那么这些俗家的大众化的普通寺庙名字又是怎么形成，怎么确立，又是怎么推广和使用起来的呢？这就是本文的立意，这就是本文章的标题《前郭尔罗斯寺庙俗家庙名之由来》。下面让笔者给予慢慢说开去，与你一起试探“由来”之“来由”。
崇化禧宁寺，其前身曾修于本县比赫尔地方，于咸丰年间易地重建。此庙始建于大清顺治四年（1647），后又经过多年的续建和重建。崇化禧宁寺是当时郭尔罗斯前旗之旗庙，是全县的宗教领导和示范中心。其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它占地七万平方米。庙内有大经堂、佛殿、活佛斋院、执政喇嘛斋院、大喇嘛斋院等。庙正中为大经院，为三层汉藏结合式建筑，一、二层共九十一间，为藏式平顶建筑，中为天井，三层，汉式大屋顶建筑。整体白墙蓝瓦，大殿前立银顶玛尼干四根，四周有高墙相围，每面墙长120丈。院正面建有山门殿，有三座大门开启。殿内有四大金刚塑像，凶神恶煞。另侧有关帝圣君大护法，金盔金甲，左右有关平、周仓分别提刀执缰。大经堂两侧各有一个耳庙，曰玛尼庙。大经堂屋顶，饰有铜质法轮、瑞鹿、经幢。大经堂四周，大小铜质佛像排列无数，最高达九尺多。佛像前桌案齐全，上列香炷、供品、佛灯。梁间悬挂彩缎幡幢、唐卡佛画，绘有六道轮回佛教故事。灿烂辉煌、炫目多彩。大殿方柱，皆用绒毯包裹，其门窗、梁柱斗拱，皆精雕细刻狮子头，蝙蝠翅、缠枝莲花草、七珍八宝图，其上饰以彩绘、间铺金银，肃穆神秘堂皇。
如此壮丽辉煌之“庞然大物”，突然座落出现于空旷静谧、广袤无垠的草原，这形成的强烈的突变，真的是让家乡人心大振，让郭尔罗斯耳目为之一颤；如此伟岸庞然之“大物”，突兀于这恬静安谧的乡野，真的是给草原人增辉，真的是给郭尔罗斯万象添彩。这鲜明的对照，实在是让生息在这里的传宗只事牧牛放马，世代久蛰鄙隅的老实、忠厚、淳朴、率真的蒙古牧民们瞠目叫绝、赞叹不已。瞻仰之余，无不感慨自嗟曰：“唔，乌恩依和．苏莫！”蒙古话，汉语意思就是“啊呀，真的是个大庙”。于是，就这样，这个还没有正式“册封”的“草原寺庙”便在牧民们的“感慨唏嘘”声中，“依和．苏莫”的蒙古语的俗家庙名，就让人叫开了。汉语翻译就是“大庙”了。这个“大庙”就以自身庞然“大”的“威武”和这个“大庙”自身内设“贵”的“辉煌”，接受着信徒的朝觐和施主的晋俸。其“身份”越来越“高”，“公信度”越来越“大”了，“依和．苏莫”，汉语意思是“大庙”这个不是名字的名字，自然而然地在外来人和汉人的交际用开了。逐渐更广泛地走向民间、不断地被以俗化，融于了人们的生活，在人们口语交往中，官名“崇化禧宁寺”就逐渐地、默默地被取代，竟然按照草原人的习惯，蒙古语的“依和．苏莫”，汉语的“大庙”，这两个俗家庙名就这样分别在蒙古人和汉人中被运用起来了。
“大庙“座址之地有“阿尔山宝勒格”（蒙古语），汉语意思是“有圣泉的地方”。果然这个“有圣泉的地方”左右各有一条溝泉，溪水长流；四周树木葱郁，溪岸花冠锦簇。庙座处址高而又呈平坦，松花江水从其东南脚下缓缓流经。“大庙”鸟瞰松花江白浪波涌，岸边江风水景，又有两翼“圣泉”溪水、鲜花之扶拱，十分险幽、壮观。庙址平坦，象是人之手掌伸开之状，平整。于是有人比喻形容这个地方是“阿拉嘎”（蒙古语，汉语翻译是“伸开的手掌”）。蒙古人习惯用“阿拉嘎”比喻形容面积不大，却显平整、宽敞的小场面的地块。这时有人就将居座于“阿拉嘎”这块小场面地块之上的“大庙”称其为“阿拉嘎•苏莫”（蒙古语。“阿拉嘎”是指庙置地状，“苏莫”是庙）了。就这样久之，“阿拉嘎．苏莫”这个蒙古语的俗家庙名又成了除了“大庙”、“依和•苏莫”之外的第三个俗家庙名了。外地人和汉人在交往中给它自然地来了个“半音译，半义译”。于是就有了“阿拉嘎庙”的称呼了。这样，崇化禧宁寺就有了两个蒙古语的俗家庙名了，即“依和．苏莫”和“阿拉嘎•苏莫”；外地人、汉人就用对译的“大庙”和“阿拉嘎庙”称呼之，这是两个汉语的俗家庙名。到后来，时至1679年康熙赐匾“崇化禧宁寺”时，已过去30余年了。这两个蒙古语的俗家庙名和两个汉语的俗家称呼已经相当稳定了，其影响已经相当深远了。四个俗家庙名的使用已经“积重难返”了，“崇化禧宁寺”的俗家庙名也就这样给“固定”下来了。
按照县域内建庙之先后顺序“福兴寺”应是第二座庙。它建于1730年。该寺是郭尔罗斯前期协礼四等台吉宝路德“自力建寺”。其庙址于今长山镇东南3公里，新庙车站西北2公里处的小山南坡。据说此庙“神明、灵验”、“有求必应”，因之县内蒙古族僧俗人都十分“四克基”（蒙古语，汉语意思是信仰）。于是就有人称这个庙为“四克基．苏莫”，蒙古语，汉语意思是“被信仰的庙”，汉语称“四克基庙”（半音译，半义译）。大清嘉庆年间，有蒙古人包氏在此拓荒立屯。屯名又以庙名演绎，小屯便依庙名，竟被人们叫成“四克基”屯了。逐渐“屯因庙、庙因屯”，屯和庙的名字就这样“广泛”的被人们认可，“兴通”起来了。后来，经郭尔罗斯前旗扎萨克一等台吉察衮上奏清廷“求赐名”，而得“上主谕令赏赐”有蒙、满、藏、汉四种文字的官赐庙名，汉译是“福兴寺”。
后来“福兴寺”（即原来的俗家庙名叫“四克基庙”的）庙宇倒塌，所有的喇嘛都迁到县内后修起来的另个寺庙，叫“妙因寺”的庙内，与“妙因寺”原有喇嘛“合署”。四克基庙，庙毁僧迁后，四克基屯及附近乡民们又相继在旧庙址附近修了3座小“胡楼尔”。这是蒙古语，汉语意思是指集会活动，这里指乡间信徒们进行佛事的集中地，这样也就有了“乡间小庙”的意思了。当地的信徒和施主们因为经常在“胡楼尔”举办“佛事”，久之就将“胡楼尔”叫“新．苏莫”。这是蒙古语，汉语意思是“新庙”。这个名字是出于把新修的“胡楼尔”和已经坍倒的福兴寺，相对照思考，而起的。即“一前一后，就是一新一旧”。恰巧，蒙古语表达“新”的意思的发音和汉语表达“新”的意思的发音相同，这是巧合。于是“福兴寺”的名字在外地人和汉人的交往中逐渐没有人叫起，而代之的“新庙”的俗家名字竟然兴通起来了。于是，官赐的福兴寺庙名逐渐被人们模糊，被世俗湮没，而被蒙古语俗家庙名“新•苏莫”，和汉语俗家庙名“新庙”，给取代了。
长（春）白（城）铁路于1935年11月1日竣工通车，要在现新庙站地址处立车站，又选用了离此地址西北2公里的原“福兴寺”的汉语俗家庙名“新庙”为站名。于是有了“新庙站”这个车站的名字，沿延至今。
福兴寺的修建引出了蒙古语“四克基•苏莫”的俗家庙名，和汉语的“四克基庙”俗家庙名；又因其坍倒，重修了“胡楼尔”，就又有了蒙古语“新．苏莫”的俗家庙名，和汉语“新庙”的俗家庙名。又因火车的开通，又出了“新庙站”的名字。这是时空变化，人们“与时俱进”地认识事物，遵从客观规律之使然。
妙因寺，是县内又一较大的寺庙。庙址在现新庙车站西10公里、长山车站西南15公里处。该庙建于乾隆20年（1755），是由郭尔罗斯“沙卜隆”云丹扎木苏以自身财力筹集资金而建。通过报请清政府理藩院，经乾隆御赐四种文字的庙名匾额。四种文字一个意思，汉译是妙因寺。大概是受四克基屯的“福兴寺”坍倒后，新修“乡间小庙”的俗家庙名“新庙”称谓的影响；还是受四克基屯原“福兴寺”坍倒后，庙内的喇嘛们于“妙因寺”喇嘛们合署的原因的影响；当地的人们，尤其是后来迁入的外地人\和汉族人，就直称妙因寺为“老新庙”了。很明显这是一个“对应’”称呼。这里的“老”的意思有“宏大、庄严”。但是也不能排除人们交流上的“方便、顺当”，尤其是在汉族人们的交往中。妙因寺的蒙古名字叫起来“长而繁”。因为四克基有了“新庙”，相对应的妙音寺就干脆叫“老新庙”了。再者，四克基的福兴寺坍倒后，在旧址上修的“胡楼尔”民间小庙，要比妙因寺的修建晚多年，因此，四克基的“民间小庙”叫“新庙”，妙因寺叫“老新庙”也是符合道理的。因为“先者为老嘛”，这也是符合人们的思维规律的。不过，“新庙”、“老新庙”的俗家庙名来的先后，当然是“新庙”在先，“老新庙”在后。它们俩个名字是在相对的条件下才被人们给叫起来的。随着汉族人的增加，“老新庙”这个妙音寺的俗家名字就逐渐传开了。后来竟至人们只知“老新庙”，而很少有人知道“妙因寺”了。尤其是 后来迁入的垦民户、逃荒闯关东户。（注：现查干湖畔的妙因寺是照旧复修的。此非所指）
广庆寺，建于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庙址于现今县东三家子乡政府驻地。是乾隆皇帝“敕令赏赐”的四种文字庙名匾额。其汉名叫广庆寺。
蒙古人地域划分的认识和他们对划分的地域的称呼习惯是，人面南而立，其右手方向叫“西”，其左手方向叫“东”。蒙古语中没有专门表达“左、右”意思的单独词汇。这样，人们自然地把县域地面分成的“左撇”叫“东部”，把“右撇’”叫“西部”了。后来又因为“蒙地开发、放荒”，故又有了“东荒、西荒”之说。人们习惯的县内地域的“东、西”“划线”大约是现今的海勃日嘎镇。
当时，位于县西部的广庆寺之周围方圆没有屯落，人烟稀少。它的信徒、施主当然大都来自东部。这些来自东部的信徒、施主应该都是“旗庙”崇化禧宁寺，即“阿拉嘎庙”的崇拜者。他们中的多人一定是多次或是无数次前往“大庙”朝拜、贡献。因之对“旗庙”的印象应该是深刻的。“大庙之宏大、旗庙之庄严，大庙之辉煌、旗庙之灵验”，在他们的心里早已形成定势。那心底中已经定了位的“大庙”的“宏大“，和眼中已经习惯了的“旗庙”的“威严”，习惯和自然让他们一时又“挥之不去”。而面前的广庆寺却一下子没有那么宏大了，没有那么威严了，没有那么辉煌了，似乎也一定没有那么“灵验”了。真的让广庆寺“相形见绌”了。人们对面着好像“自惭形秽”的广庆寺，油然地发出了，“巴罕恩．黑帝！”这是蒙古语，汉语意思是“小型的寺”。这个“小”的意思显然就是相对崇化禧宁寺的“大”，即对“大庙”的“宏大”和“阿拉嘎庙”的“庄严”而言。
在蒙古语中“庙”和“寺”表达的含义是有些区别的。“庙”在蒙古语中发音是“苏莫”，“寺”在蒙古语中发音是“黑帝”。“庙”和“寺”在流行中，尤其在蒙、汉对译使用中，有时会发生人为地“误译”而还“通用”。人们习惯的称广庆寺为小庙子就是这样的“误译”。本来蒙古人给广庆寺起的蒙古俗家名子是“巴罕恩．黑帝”，汉译是“小型的寺”。可是竟有“始作俑者”将表达“寺”的“黑帝”给“误译”成了“庙”，就成了“小庙，或小庙子”了。而“庙”的蒙古语发音是“苏莫”。翻译成汉语“庙”，还是翻译成汉语“寺”，它的表达不伤“宏旨”，况且“庙和寺”的表达意思在蒙古语汇使用中又不是那么十分严格的。所以，当然也就没有人去苛意纠正了。于是蒙古语“巴罕恩．黑帝”的俗家庙名和汉人“误译”的汉语“小庙子”的俗家庙名就在人们的使用中，逐渐得已巩固起来了。
又大约80多年后，清光绪20年（1884）有人在庙附近扎营开荒、修房立灶，建起来的屯子名也跟着叫起了“小庙子”来了。时间长了，这个屯名就随这庙的汉语俗家名字一样慢慢得就给确定下来了。
德寿寺，修建较晚，于大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庙址在今县内乌兰傲都乡。该寺曾受光绪帝敕令赏赐满、蒙、藏、汉四种文字的庙名匾额，汉名德寿寺。
德寿寺坐落于县西部草原。时值，庙址周围人烟稀少，人迹罕至。北至达木苏淖尔（现达木苏泡子），南至巴嘎罕恩．黑帝（小庙子），东至查干花，这广袤旷地，只有查干花、昂格来、老英台、统领等几个屯落和寥寥几家牧舖散落期间。
德寿寺有本旗齐王爷赏赐的庙地300垧，随着“蒙地放荒”，应王命招垦；遂德寿寺垦民（佃户）经年累多。经德寿寺大喇嘛应允，王爷批准，同意德寿寺招徠的“庙地”的垦民们就庙之附近“建房立屯”。至1912年，即中华民国元年，屯落基本形成。因这些垦民都是“庙”的佃户，他们的一切内外事物都由“庙”里来“主持、经管”。对外这个“屯落”就是“庙”的附属。于是，有人就管这个“屯落”叫“苏莫恩．艾里”。“苏莫恩．艾里”是蒙古语：“苏莫恩”汉译是“庙的、庙上的”，“艾里”汉译是“屯落”。合起来汉译应该是“庙上的屯落、庙的屯”。
“庙”和“寺”都是对进行佛事“地方”的称谓。蒙古语在表达这个德寿寺的“庙名”时，因为它的名字叫起了又长又难，即“额尔德木．乌勒吉图．苏莫”，口语中只取了“苏莫”，它的汉译是“庙”。因为这个“庙”又是属于这个“德寿寺”的，因此，又有人称这个“庙”为“黑帝恩．苏莫”。汉译过来就是“寺的庙或寺所属的庙”。后来由于汉族人口逐渐增多，使用和交流中，人们干脆就把蒙古语“黑帝恩．苏莫”简称“黑帝”了。可是“黑帝”这个汉音译了的蒙古语，在使用它和汉人交流时，对不懂蒙古语的外地人和汉人理解起来，一时就不知对方之所指了（根本就想不到这是在说“庙”）。因此，在用汉语交流中，为了对方一听便知道所指的是属于那一类“东西”，让不懂蒙古语的人一听便知所指（最低明白对方所指是那一类“东西”）。于是在“黑帝”的后面又加了个“庙”，便成了“黑帝庙”。这让人一听、一看就知道你的所书所云是何“所指”了。因为这样说或这样写的话，首先对方不用“猜想”这个句子里“不懂那部分”说的是啥，只要听见或看见有一个“庙”字，听的人或是看的人就知道是何“所指”了，即大致就会理解和知道这个“话”一定说的是庙或是与庙有关的事情。这样，即使人们不知道“黑帝”为何物，但“黑帝庙”就会让人“轻松”的“明白”此话之“所指”了。这样不懂蒙古语的外地人和汉人与当地人或他们之间交流起来不就没了“障碍”了吗？因为需要，必受欢迎。于是，这个蒙汉合璧的协和语“黑帝庙”的名字，随着外地人和汉族人口的广泛流动，户口不断增加，“德寿寺”的这个蒙古俗家庙名“黑帝恩．苏莫”和汉语的俗家庙名“黑帝庙”就很快地传开了。它的“固定”地位也逐渐在广泛地使用中被确定下来了。后来，相继出现的“黑帝庙村”、“黑帝庙乡”、“黑帝庙人民公社”、“黑帝庙中学”等名称，当然都是与当地的德寿寺的汉语俗家庙名“黑帝庙”衍生有关。
这样的例子在汉语与其他语言文字的对译中经常出现。例如：乌利吉木仁河，是蒙汉合璧。乌利吉木仁是蒙古语，乌利吉是河的名字，木仁是河。在汉语交流中，为了让对方一听或一看，就算是不知道其中前半截话是啥意思，但是后面的一个“河”字的发音，或一个“河”字的书写，就让人一下子就知道说的是啥了，说的一定是“江河”了，最低是与江河有关的“事情”了。例如还有，象珠穆朗玛峰、雅鲁藏布江等。这里的“峰”、“江”起的“作用”和上面的例子“河”一样。
这里还要说明的是翻译蒙古语“寺”所用的汉字“黑”和“帝”两个字，正如前面所说只是用它的发音，跟这个字当啥讲没有关系。所以，一些所谓的《黑帝庙的传说》里说的“黑色”、“皇帝”等，都是人们的附会和牵强，不可置信。那么，为什么在写“黑帝庙”时，都（必须）用“黑”和“帝“这两个汉字呢？这个问题还如前面所说，是习惯自然、是先入为主、是约定俗成。简单说就是一开始就这样用了，人们就习惯地延续下来了。如果，一开始用了别的发音是“黑”的汉字，用了别的发音是“帝”的汉字，，其结果是一样的。
后来，大约是到了上个世纪三、四年代，从县西部传出“依很．腾格力现圣了”的传闻。原来，在德寿寺内供奉一个女神，蒙古语叫“依很．腾格力”，类似汉传佛教的观世音菩萨。这个传闻，说的是有个年轻媳妇去井台担水，见一女人牵着一黄騾子向井台走来。媳妇见有人来，想到一定是要用水，便放下担子，十分礼貌地要予行方便。只见来的这位女人雍容大度、、神清气爽、衣着不俗、举止不凡，见状揖手示意，表示不必劳驾，不予叨扰。随后，那女子将骡子牵至井边。这时，只见那黄騾子径直走近井台，将头一下子探进井里，又过了一会儿，骡子抬起头来，向东南方向点头，水从骡子的嘴巴边流下，象是喝足了水的样子。那个女人牵过来黄骡子，顺势轻轻地拍了一下脊背。女人又转过身子向媳妇“合掌”、“点头”，嘴里还念叨者什么。然后便牵着黄骡子向东南方向走去，不一会儿就消失了。
这下子可神了，原来井边上出现的“饮骡子的女人”还有她的“黄骡子”的样子和德寿寺里供奉的“依很．腾格力”的塑像一模一样。这一定是“依很．腾格力显圣了”，到民间“下凡”了。很快不径便传遍了全县。德寿寺附近的信徒、施主们朝拜、奉献自不必说。单说那县内东部的信徒、施主悉知了“显圣”、“下凡”的消息后，人们都满面春风、奔走相告，人人都说“依很．腾格力显圣了，依很．腾格力下凡了”，家家都信“德寿寺超脱了，黑帝庙灵验了”。草原上一时哗然。人们纷纷相约，结伴进香。一时间通往德寿寺的大道上是车水马龙，朝拜的信徒、奉献的施主是络绎不绝。笔者早年（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曾访过一位当年居住在东部哈拉毛都屯的蒙古族姓关的老妪。她回忆当年前往德寿寺朝拜“依很．腾格力”的情形时说，他们几家人结伴，套上牛车，拉上“吃的”，走到那就住在那，赶不上屯落就扎野盘。一连要走上多少天。“我们那些信徒们心诚啊，人们啊，是一步一个头”（她说的是顶礼膜拜，全身礼）。当时的德寿寺香火之旺盛，可见一斑。于是，德寿寺的名声“大振”。
德寿寺的落成之前后，时值大清国祚式微，时势混乱、国威颓废，国人都“疲于奔命、自顾不暇”，时值东部人无力、无缘光顾，其香火黯淡，自然。可是，自从随着“依很．腾格力显圣、下凡”的疯传日盛，又恰值当时社会势态呈相对“稳定”，德寿寺的香火立刻旺盛，名声迅速传扬开来了。就这样原来还不太“出名”的偏置鄙隅的德寿寺就一下子“出名”、“火爆”了。这样以来“德寿寺的灵验”，“依很•腾格力显圣、下凡”，人们对其“信仰”、“崇拜”与日俱增逐渐地进入了“物痴人迷”。让人们自然这样想，原来建在大西部的这个“德寿寺”别看以前不太“出名”，信徒、施主不多，可是今天看了。它却是个“道行早成、佛法先验、经灵老道”的“黑帝”(寺)。这里才真是我们僧俗人等信仰和崇拜之圣地呀！这里的庙虽然“年轻”，可是它的道行却“老成”，这里的庙虽然“窄小”但是它的“佛法”却“深沉”。于是，有人又就给德寿寺起了个蒙古俗家庙名“豪古沁．黑帝”。“豪古沁．黑帝”是蒙古语，汉译是“旧寺”。在蒙古语中“豪古沁”是“旧”的意思，“旧”又有“老”的意思，“老”又有“深沉、老成”的意思。如此引申，就可以这样解释了：德寿寺虽然建庙相对较晚，建筑规模虽然不大 可是它“道行弘足、佛法深沉、经灵先验、修行早成”。“豪古沁．黑帝”，即“老寺、旧寺”。就这样，德寿寺自然的又有了一个蒙古语的俗家庙名“豪古沁．黑帝”。
当然，德寿寺的这个蒙古俗家庙名的来由跟蒙古人的认知习惯也有关。 蒙古人热衷于事物都应该是有“对应、对称（chen）”的存在，他们按照对大自然的认识规律，去追求这种朴素的完美。这是蒙古人的原始地认知世界，自然形成的对美的“追求”心理。因之，人们认为，东部有了“新•苏莫”（汉译新庙），西部就应该有“豪古沁•黑帝”(汉译旧寺)。这大概也是一个原因吧。最低这种“心里暗示”，在不期然中也一定起到了一些“潜意识”作用了吧！
寺庙的俗家名字形成后，在社会的实际交往中，尤其在汉语交流的环境中，渐渐地被政府在不经意间，慢慢的在“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氛围中接受了。不仅生活中使用，甚至在官家文书中也开始运用了起来了。郭尔罗斯民间的俗家庙名就这样在郭尔罗斯人们的生活中生根、开花，“大大方方”地传播开来了。
俗家庙名形成于民间，它有很强的民族性、地方性、广泛性和实用性。它始出于人文主义的思考，具有鲜明的人性化；它具有强烈的自然生命力。因此至今，人们只要谈及草原上的“庙和寺”来，都会脱口说出它们的俗家名字，反而，他们的所谓的敕令、皇封的“官家庙名”几乎要被人们忘却了。“俗家庙名”是淳朴的、实际的，它是民族意识和民族思维习惯的反应。它来自百姓民间，它内涵文化，它外表生活。县人以“中轴线”把县域划分成“东部和西部”，这是放眼宇宙，观察自然，整饬环境，设计美好，追求天地统一、阴阳对称（chen）美好心里。看，东部有“大庙”，西部就有“小寺”;；东部有“新庙、老新庙”，西部就有“旧庙、老寺”。这是郭尔罗斯人认知“自然”的“美学初识”，和尊从“一统”的“和谐追求”。
如今，改革开放了的郭尔罗斯人出于“现代人”的思考，复修了妙因寺。它坐落于美丽的查干湖畔，它以它的“佛法精深，道行辉煌”的教义；查干湖又以它的“风姿绰约、仪态万方”的天姿；火爆的旅游业正让五洲翘首，四海瞩目。这可真是“鸾凤和鸣、珠联璧合”。
正所谓一副对联里写到：
天开圣水 浴甘霖大道无私 辉煌彼岸
地设宝殿 修正果佛缘有份 炫耀慈航
文化资源的开发，文化遗籍的钩沉，文化内涵的探究，文化品牌的建设何等重要，从今天查干湖的“发迹”中，我们可以找出满意的“答案”。由此，我们得到进一步启示：文化是旅游资源开发的动力，文化也应该是推动社会整体前进，人类整体文明的“潜在”的生产力。今天，我们这代人欣逢盛世，“天时、地利、人和”；又当值传统文化“回归”，国学“复兴”；科学地、辩证地“对待”我们的文化，取其精华，去除糟粕，让其发扬光大，使之利国利民。这是责无旁贷，况势在必行。
以上就是笔者对前郭尔罗斯境内几座藏传佛教寺庙的蒙古语、汉语俗家名字的“来由”，做了一些思考和探求后，得到的一点心得、体会，以做我的文章标题“由来”的“回答”。不知对否。请有缘的先生、老师们不吝赐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