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岁月铸华章

    千百年来，这块凝重的土地到底历经了怎样的世事变迁？
    岁月浩荡，珍贵的历史遗迹到底诉说着怎样的风云变幻？
    我们将以何为依据，再现千百年前文明松原的辉煌盛况？
    我们应从何处入手，记录千百年来松原文化的不朽传奇？
    我们应该用怎样的笔墨、怎样的态度、怎样的情怀，为后人解读松原历史的亘古篇章？
    从第一次看到旭光同志撰写的关于“春捺钵”的论述文章，我就知道，他会给出答案，果然。
    以上这些我们曾经苦苦思索的问题，旭光同志用一部《查干湖畔的辽帝春捺钵》做出了最认真、最踏实、最执着、最完美的回答。在书中，旭光同志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用大量翔实的举证，印证了古松原山山水水于辽代帝王眼中的无穷魅力，印证了这片土地曾经的辉煌与荣耀。此书的著成，丰富了查干湖的文化内涵，对辽代的“捺钵”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和论述，对查干湖文化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补充和修订。
    旭光同志的《查干湖畔的辽帝春捺钵》摆在案头，粗看，是一部集学术价值与文学价值于一体的专集，收录了作者历年来所有关于“捺钵”制度的感性与理性的思考文字，以及精心收集和亲手绘制的图表。细细品读，才能体会到作者的执着追索，这其实是一部饱含着作者心血，由热爱、勤勉、执着和信念，凝聚而成的呕心力作。
    近年来，随着全市繁荣发展松原文化工作的进一步深入，一系列全新的、深入的、全面的、系统的探究松原文化渊源、解读松原历史真相的论证文章相继问世。其中，由李旭光同志撰写的数篇辽金历史系列考证文章，从辽金历史与松原地域及松原文化的渊源入手，以清晰的脉络、深刻的剖析和翔实的举证，全面、客观、具体地论证了辽金文化在松原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占据的重要意义，例举了辽代９位帝王举行春捺钵的地址、时间及与查干湖息息相关的政治事件，填补了“查干湖作为春捺钵主要驻跸地”一说没有翔实佐证的历史空白，成为我市近年来辽金文化研究工作的领军之作。在旭光同志和众多像他一样默默致力于松原历史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捺钵”文化为松原文化注入了全新的内涵，已成为“松原文化”产生、形成、发展和传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新一轮松原历史文化研究的全新课题。
    所谓“春水秋山”，辽帝捺钵通常因季节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驻跸之地，其中，春捺钵的驻跸地与水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查干湖区域作为辽帝“春捺钵”主要驻跸地，具有非常鲜明的地域性和独特性，但一直以来，学术界并没有出版过翔实、系统的考证文章。近年来，旭光同志翻阅大量典籍，得出了如下论证：辽代历时218年，捺钵几乎贯穿辽帝执政的始终，而发生在松原查干湖畔的春纳钵活动至少绵延了近一个世纪。从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圣宗、兴宗、道宗至天祚，计九位帝王，共举行春捺钵153次，其中，从圣宗太平二年（1022年），首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辽帝到查干湖畔捺钵之后，此后的百余年中，作为主要的捺钵地，查干湖（古称“鱼儿泺”）在记载中共出现28次。近年来，在查干湖南岸乾安境内已发现四处“春捺钵”遗址，在查干湖北岸发现一处较大的“春捺钵”遗址群落。遗址的发现，再一次证实了辽代帝王神秘的“春捺钵”，与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和千丝万缕的联系。
    辽帝为什么会选择在查干湖畔进行“春捺钵”？或者说为什么查干湖在辽帝捺钵中占据着如此重要的地位？我认为原因有三：一是地理位置的优势。因为位于查干湖东面的塔虎城（辽长春州）是辽代的军事重镇，也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从其近年出土的大量铸币及器皿等文物可以推测，当时塔虎城的金融业和手工业非常发达。捺钵作为一种皇家制度，既要使其保留契丹人原汁原味的生活方式，同时又要满足以天子和贵胄为主体的中央机关相对的舒适与安逸，确保捺钵活动的绝对安全，因此，依托城市、靠近城市安排捺钵活动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而且，长春州作为当时的军事要塞和军事基地，置有强大的军事协调指挥机构，可为天子捺钵提供坚如磐石的安全保障。据统计，天祚帝、道宗、圣宗和兴宗四位辽帝先后15次驻跸长春州。可见，强大的军事保障和后勤保障，是辽帝选择在查干湖畔进行“春捺钵”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政治统治的优势。当时松花江北岸属女真部落统治范围，查干湖位于松花江南岸，在此地行“春捺钵”，显示了其政治统治的范围遍及松花江两岸的广阔区域，相当于一种权势的示威；三是制度的优势。依照辽国法制，辽代新皇继位，得到的不仅是一脉江山，天子即位，要为其单独设置官府，分一些州县，划拔一些部族归其直接统领。据《辽史•本纪》记载，“兴宗重熙八年（1039年）十一月，城长春”。圣宗时，长春州设立，至兴宗，在塔虎城老城基础上重新改造，所以，至今民间还有辽帝圣宗君临塔虎城，以及在塔虎城建有金銮殿的说法。由此可推测，塔虎城至晚始建于1039年，而这个时间，应该是松原市、前郭县建立城市的起点、元年。
    通读全书，我认为，这几点也是旭光近年来耗尽心血得出的最显著的研究成果和最突出的学术贡献。
    考古发现表明，早在１万３千年前，“查干淖尔人”就在查干湖畔逐水而居，生息繁衍。因其地理位置重要，这片水域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其博大辽阔的水域为历代英雄霸主提供了叱咤风云的政治舞台，演绎出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传奇故事。作为先人们生存与发展所必须的重要水源之一，查干湖历来就是兴农兴渔和水上交通的物质基础，到了现代，经过开发和改造，查干湖水资源日渐丰富，灌溉效益显著增强，为松原赢得全国著名的“粮仓”和“鱼乡”之名提供了坚实的资源保障，同时，随着旅游业的异军突起，查干湖对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样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除此之外，辽阔浩瀚的查干湖还给人类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精神财富。中华民族一直对江河湖海等各种水域有着十分浓烈的崇拜意识，在查干湖，延续至今的 “祭湖•醒网”仪式充分体现了人们对自然的尊崇、对生命的敬仰。查干湖空阔、粗犷、质朴、沉静，向世人展示出一种最原始、最质朴的美，而这种原始的、不经雕琢的自然之美往往更具震慑力，令人倾倒、令人痴迷、令人流连忘返。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大多喜欢追寻圣湖的足迹，行吟泽畔，留下了大量的诗文词赋和书画墨宝。这些围绕着查干湖产生的诗文词赋、楹联碑刻、神话传说等，历经千百年的融合，渐渐积淀成独特的查干湖文化，成为“松原文化”中最具文化底蕴、最具民族风情的一部分。
    一直以来，人们对查干湖关注的目光大多集中在远古的“查干淖尔人”、旖旎的自然风光和神秘的祭湖醒网等一系列涉及历史、旅游领域等方面，旭光同志却另辟蹊径，从考古依据入手，从“捺钵”文化切入，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寻找脉络、寻求答案。
    “春水”、“夏凉”、“秋山”、“坐冬”，一直以来，这些在辽代帝王中沿袭了数辈的捺钵制度传递着不可言说的神秘。捺钵，于皇家，展示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霸气，是皇家尊严唯我独尊至高无上的政治智慧；于群臣，代表着一种奢华的荣耀、一份浩荡的恩赐。可是，捺钵，仅仅是辽代帝王行乐狩猎的简单举动吗？仅仅是一次次犒赏三军游山玩水的普通出行吗？或者仅仅一种是“因俗而治”的政治制度吗？在多年对相关历史资料的研读、整理过程中，旭光同志还原了“捺钵”制度清晰的历史脉络和真实的文化内涵，大胆地揭开了辽帝“捺钵”制度的神秘面纱——在辽金时期，“捺钵”这一行动的背后，还有更为广阔的政治背景和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它不仅是帝王对统治地普通的政治巡视和权势震慑，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播、思想的交融、文明的汇聚，是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吸纳乃至传承壮大的过程，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文化汇聚、碰撞与升华。所谓“春水秋山”，辽帝的捺钵地通常因季节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驻跸之地，其中，春捺钵的驻跸地与水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最忌停留在表面，做做表面文章走走形势走走过场是研究历史文化的大忌。如何让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结合起来？如何让历史文化如凤凰涅槃般焕发出更生动、更立体、更具力量感与时代气息的文化底蕴？这一直是我市历史文化研究工作者共同追求的目标和共同破解的难题。这一点，旭光同志在书中也提及到，“捺钵”文化，应该转化成其他类型的文化产品，使其以更广博、更生动、更立体的方式进行传播和传承。
    让人欣喜的是，近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各级宣传文化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一些文化研究成果正在进行由精神领域向物质领域的深层转化。松原的宣传文化部门从查干湖这片古老的水域延展开去，让这片先民生息之地、兵家必争之地、皇家捺钵之地渐渐为人知、为人识。文化与经济的和谐共生，不仅唤醒了一湖圣水，更带富了一方百姓、拉动了一方经济。如今，源于史前、盛于辽金、传承至今的“查干湖冬捕”，以及由此衍生的全鱼宴、蒙古族歌舞、“祭湖•醒网”、敖包祭祀等已经成为松原响当当的文化品牌，成为松原走出吉林、走向全国的代名词。“唱历史文化大戏、做经济发展文章”——这一举动不仅让松原千百年来宝贵的精神财富得以传承，而且为松原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无限的发展空间。
    研究辽代历史、解读“捺钵”文化、探究查干湖与辽帝“捺钵”的渊源……从某种角度讲，这些工作也许不是旭光同志的份内之事，也许不在他的职责之内，但是，对一名痴爱着家乡文化的学者来说，这也是他必然担当的使命，必须承担的责任。人，应该有一种使命感，应该有一种责任感，这与职位无关，与年纪无关，与所处的环境无关，这是一种情怀、一份责任、一种使命、一种信仰、一种精神……
    “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在繁冗的工作之余，埋首于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这种寂寞和艰苦的滋味也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可是，那其中的喜悦与酣畅也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旭光同志的这种执着和勤奋，让人敬仰，让人敬重！
    松原有旭光这样的学者，逝去的历史就不会被时间的风尘淹没，过往的岁月就会寻到扎实的落脚处。《查干湖畔的辽帝春捺钵》一书的付梓出版，标志着松原“捺钵”文化研究的一个新的高度，旭光同志无疑是一面旗帜，这一点，并不为过，而且，旭光同志当之无愧。
    在松原，还有许多专家、学者甚至平常百姓，如旭光同志一样默默关注、关心着松原文化事业的发展，他们艰辛的积累、执着的坚守和无私的传承，为今天松原的历史文化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有力的理论依据，积累了厚重、丰富、翔实的科学史料，完成了松原历史文化全面、系统的原始累积，为未来松原的历史文化研究工作开辟了一条创新与继承之路。
    走在这条路上，我们可以清晰地仰视，一座精神山峰的真正高度。